第一章 问责的本质及基本构造研究

第一章 问责的本质及基本构造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探究问责的本质,并以此为基础,分析问责机制的基本构造。问责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问责是一种负责任的品质要求;问责是一种使责任担当者能负责任地担当责任的机制;问责是对不负责任的追究;问责是报告和解脱受托责任。问责机制基本构造包括:一是明确代理人的责任目标及资源配置;二是获取代理人责任目标运行及资源使用信息;三是评价代理人责任目标的实现程度及资源使用情况,并根据评价结果给予奖励或处罚。

【关键词】委托代理,机会主义,问责,问责机制

 

一、引言

问责(Accountability)这个词在政治、法律、公共管理、企业管理、会计、审计等许多领域经常出现。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对于不同的领域基甚至同一领域的不同研究人员,问责有不同的含义(Mulgan2000Behn2001Dubnick2005Pollitt2003Dowdle 2006;李明辉,刘笑霞,2010)。问责可以作为一种承诺,可以作为一种效能,也作为一种结果,还可以作为一种奖惩(李树峰,2006)。在政治领域,问责经常与善治、透明、效率相联系;在会计和审计领域,经常与财务报告及其真实性相联系;而在公共管理领域,经常与追究不负责任的行为相联系。问责是不少领域的基础性概念,这种概念性困窘(conceptual confusion)阻碍了相关的制度建设和学术研究。本文拟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探究问责的本质,并以此为基础,分析问责机制的基本构造。本文随后的内容安排如下,首先是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探究问责的本质;然后是分析问责机制的基本构造;最后是结论和讨论。

二、问责是一种负责任的品质要求

《论语·学而篇》记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为人谋而忠,与朋友交而信,传而习,这是曾子对个人品质的要求,也是自我问责的要求(王健清,2011)。问责的本质是,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对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要有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或品质(virtue)。问责促使国家、私人部门和公民社会关注效果,寻找清晰的目标,发挥有效的策略,监督和汇报执行情况,它意味着使个人和组织尽可能客观地对工作负责(Cheema2006)。

One World Trust是一个致力于全球治理的研究性机构,它提出了Global Accountability Framework(Blagescu et al2005),在这个框架中,对于问责的本质,特别强调以下内容:首先,问责是应该是为利益相关忙碌,回应利益相关者;其次,在决策过程上,考虑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观点,向利益相关者解释他们的需求或观点被采纳或未被采纳的原因;第三,问责在较少的意义是控制机制,在较多的意义上是学习过程,对利益相关者开放,为利益相关者在忙碌,通过持续对话,从互动中学习;第四,问责最终能提供良好业绩的路径(Blagescu et al2005)

问责作为一种负责任的品质,当然应该是委托人对责任担当人的一种优秀品质的期望(O’Connell2005),也就是说,是委托人期望达到的一种境界或结果。一般来说,对于这种优秀品质,需要有一些衡量标准或属性要求。例如,真善美作为一种优秀品质,都是有标准的,是否是真善美能根据这些标准区分开来。问责既然是一种负责任的优秀品质要求,也应该有衡量标准。是否符合这些标准,是衡量是否真正符合问责品质的尺度。当然,要提出一套适用于所有情形的问责标准可能是不现实的,不同机构或个人的责任担当不同,可能需求不同的问责标准。One World Trust2011)提出的针对政策导向研究机构的问责标准包括四个维度:透明(transparency),参与(participation),评估(evaluation),投诉和反应机制(complaint and response mechanisms)。透明要求为利益相关者提供联了解信息的渠道,并及时地提供相关信息,要求组织的结构、业务程序对利益相关者开放。参与要求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与他们相关的决定和活动。评估是组织以其目标为参照,监视和复核其进程,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融入未来的计划和行动,并且报告进程的结果。投诉和反应机制要求组织建立渠道让利益相关者对组织的不合规行为或对组织的决定和行动提出投诉,并且确保这种投诉能得到妥善的考虑和相关的行动。对于一个负责任的组织来说,必须将上述四个维度整合进入其政策、程序和实践中,各层级的决策和执行中都要考虑这些要求。根据上述问责品质标准,One World Trust开发出问责量表,从2006年开始,对全球主要政策研究机构进行问责评价(One World Trust200620072008)。

问责作为一种负责任的品质要求,在我国有较广泛的应用。各级党和政府对于党政机关及个人提出详尽的从政或工作要求。例如,国务院针对国家一些部门的机关工作存在官僚主义、推诿扯皮、各行其是等不良作风,发出《关于克服官僚主义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有关问题的通报》(国发〔19999号),要求整顿机关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建设包括党的思想建设、党的组织建设、党的作风建设。《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对公务员和党员个人提出了工作作风要求。首问责任制是针对群众对机关内设机构职责分工和办事程序不了解、不熟悉的实际问题,而采取的一项便民工作制度。该制度规定群众来访时,机关在岗被询问的工作人员即为首问责任人。要求首问责任人对群众提出的问题或要求,无论是否是自己职责(权)范围内的事,都要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上述这些例子,都是对于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要求,达到了这些要求,就具有了对工作、对人们负责任的优秀品质。

三、问责是一种负责任的机制

汉密尔顿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汉密尔顿,1980)。具有责任担当的机构或个人不一定能自动具有优秀的负责任的品质,所以,需要一种机制来使得具有责任担当的机构或个人能负责任地担当责任。这就产生了问责的第二种含义,问责是一种使责任担当者能负责任地担当责任的机制(mechanism)。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同样可能追究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要通过一套机制保证政府忠实地履行责任。这套机制就是对政府履行责任的保障激励与不履行责任的责任追究机制, 也就是政府问责制。政府问责制既是对政府官员失责行为的一种责任追惩机制, 也是保障政府官员忠实履行责任的一种激励机制(韩兆柱,2007)。问责是委托人对代理人运用得到的权力和资源所做出的行为进行的监督和控制,委托人期望代理人按自己的意愿去行为(BroadbentLaughin2003)。问责制就是在某项活动中针对相应的权力明确相应的责任, 有权力就应有对等的责任, 并对相应责任履行进行严格科学考核,靠的制度化来保证权责对等实现的一种机制(陈志斌,2004)。问责的本意,并不是简单地对过错的惩罚,而是要促使官员履行相应的责任。民主问责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向社会公众有所交代,归根结底是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对其用权行为负责(张贤明,2005)。问责主要涉及两方面, 一是责,即责任,而责任又与权力具有本质上的对应关系, 二是问,即对责任承担效果或绩效的追究。问责是指个人或群体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对所作所为的后果承担责任。问责的主要问题就是谁要负责,负有何种责任,向谁负责,通过何种手段和方法,结果如何。问责即是指在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关系中,特定组织或个人对权力主体的受托公共权力的运用和责任绩效进行合理追究(薛国凤,2010)。

一般来说,委托人和责任担当者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principal-agent relation),在公共领域这种情形较为典型,例如,议会和政府,政府首脑和部长之间的关系都是这种情形。这种委托代理关系通常包括三个要素,首先也是最基本的,代理人需要给委托人提供各种关于其任务履行业绩、产出和程序方面的信息,以让委托人了解代理人的行为;其次,委托人能够询问、质疑代理人信息的恰当性及行为的合理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问责(accountability)与说明回应answerability)在语义上就很相近;第三,委托人必须对代理人的行为做出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一些决定,例如,批准年度报告,否定一项政策,谴责或嘉奖代理人的行为Przeworski Stokes & Manin1999 Strom2000

问责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核心是这种制度安排的运行方式,它涉及责任担当者解释和证明其行为合理性的义务或职责(obligation),不但需要提供业绩的信息,也包括对委托人提问、质疑的反应及委托人对责任担当者上述反应的最终判断,还包括委托人根据责任担当者业绩对责任担当者进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处罚和奖励(DayKlein1987Mulgan2003 Strom2003Bovens2007)。问责作为一种机制,强调责任担当者需要对后果负责(face consequences),问责暗含着惩罚与奖赏,没有奖惩的问责只能是一纸空文(Chippendale& Wilkes1977Bovens2007)。

四、问责是对不负责任的追究

我国的政党机关一般将问责界定为对不负责任的追究,学术界持这种观点的也不少。

第一个行政问责规章《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称,行政问责制是指市人民政府对现任市政府领导,市政府各职能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和各区、县(市)政府的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督不力,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其他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的。第七条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方式分为: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

上述两个文件界定的问责,都是针对官员的过失而进行的,也就是说,问责的前提是官员有过失。岳阳市委、市政府扩大了问责的范围,将官员无为也列为问责对象。《岳阳市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有错与无为问责办法》第七条规定,领导干部对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机关的决策部署执行不力、效能低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无为责任:不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影响和妨碍法律、法规、规章正确实施的;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上级机关作出的重大决议、决定,不认真、积极贯彻落实或拒不执行的;对本级党委政府确定的工作任务、工作目标以及交办的事项,措施不力,未能如质如量如期完成,影响民本岳阳建设顺利推进、延误岳阳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涉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能解决而不及时解决,或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不妥善处理和解决,以及向社会公开承诺的事项没有履行承诺的;对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和政协建议案、委员提案不认真办理、答复,造成不良影响和工作损失的;对按规定应该办理的事项不办理,或不在规定时限内办结,或办理结果未达到规定要求,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对需与相关部门协商办理的事项,不积极主动协商,或协商不一致时不积极提出有效解决办法,或有职责义务配合办理的部门,经多次协商衔接仍不配合办理,致使久拖不决的;对影响经济环境、损害投资商利益的行为不制止、不查处,对行政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不受理,对应当追究责任的行政行为不进行处理的;因执行不力、效能低下给公共利益、管理和服务对象权益、国家财产造成损失,或影响市委、市政府整体工作部署落实的;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过程中,因工作不力、失误、不作为、乱作为引发群众利益诉求问题的。

从学术观点来说,不少人将问责界定为对不责任的追究。问责(制),顾名思义,就是你的责任,出了差错,唯你是问的意思,也被等同于责任追究制(顾杰,2004)。问责制的本质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以及对过失权力进行责任追究,体现了所谓责任政府的原则,是责任政府的具体体现形式,其最终目的在于保证政府系统的正常运行、遏制权力腐败以及保障公众利益尽量不受损失或损失最小化(谭功荣,2004)。官员有责任首先向公众报告他们的行为,公民有权利要求制裁那些不作为、不负责和渎职的官员(程启智,2005)。政府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卫东,2008)。

我国实务界和学术界将问责界定为对不负责任的追究的主要原因是我国问责开始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此后随着问责的深入,逐渐形成制度化,但是,都是以灾难性事件为背景,所以,在特定的环境下,形成了对问责的特定理解。

五、问责是报告和解脱受托责任

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一些学者将问责界定为报告和解脱受托责任。问责在本质上是分配、认可和接受责任, 并为政府及其所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为和立场而有效地履行职责, 并有义务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说明、交代(Ingraham2005)。问责是主体A为了对某事负责而向主体B进行解释和说明的过程。这种事情是由前一主体A做出的,并且需要经过后一主体B的同意和接受(Martin1997)。问责通常被理解为对行为原因的说明,如果一个人是负责任的,他就要向某一个或几个团队或组织负责,并有义务对自己做出的行为进行解释(Robinson2003)。

对于会计学者和审计学者来说,Accountability一般称为受托责任(杨时展,1986;李明辉,刘笑霞,2010),主要含义就是报告和解脱受托责任。受托责任观的主要代表人物,国外有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井尻雄士冉明东,蔡传里,许家林,2005),中国有著名会计学家杨时展和王光远(李明辉,刘笑霞,2010)。

在会计学者和审计学者看来,受托责任是一种普遍的经济关系,也是一种普遍的、动态的社会关系。一个是委托人,另一个是受托人或代理人。委托人将资财的经营管理权授予受托人,受托人接受托付后即应承担所托付的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受托责任。资源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相分离,资源的受托方(资源经营者)接受委托,管理委托方(资源所有者)所支付的资源。委托方关注的是委托财产资源的保值与增值。受托方因此承担合理、有效地管理与应用受托资源,使其尽可能地能够保值增值。受托方有义务及时、完整地向委托方报告其受托资源管理的情况以解脱受托责任。委托方通过相关的法规、合约和惯例等来激励和约束受托方的行为。受托责任的基本内容包括行为责任和报告责任两个方面,行为责任的主要内容是按照保全性、合法()性、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社会性以及控制性等要求经管受托经济资源;而报告责任的主要内容是按照公允性或可信性的要求编报报表Scapens1985Patton1992)。

受托责任按其内容进行分类,可以分为公共受托责任、公司受托责任和组织内部受托责任。受托责任按其形式进行分类,可分为程序性受托责任、结果性受托责任和社会受托责任。受托责任按其形态进行分作财产受托责任和管理受托责任,前者属于董事会、管理当局及全体员工对股东所承担的责任,后者属于员工对管理当局、管理当局对董事会所承担的责任(利特尔顿,1989)。受托责任按其内容分成三类:货币受托责任,指与流动资产流动及由此而发生的业务活动的责任;营运受托责任,指组织的管理当局有效使用全部资产及资源的责任;财产受托责任,指管理和报告资产的存在、存放地点、用途及相关情况的责任(番场嘉一郎,1986)。

不管受托责任如何分类,所有受托责任的内容必须加以计量,而会计就是受托责任的最好计量者,是受托责任关系中联系委托人和受托人的桥梁。就会计在受托责任机制中的运作看,管理会计是起始环节,它通过计划、预算和控制等手段来确定、分解受托责任目标,并协助受托人完成受托责任目标,提出管理业绩报告,这使得受托责任具有可计量性、可保证性、可操作性;财务会计是在受托人接受托付后,按照公认会计准则的要求,对受托责任的完成情况进行自我认定、自我计量,并定期编制各种受托财务责任报告,为委托人审核受托财务责任的完成过程和结果提供信息(杨时展,1986;王光远,2002)。

六、问责机制的基本构造

由于对问责的理解不同,关于问责的基本构造也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问责包括四个要素,分派任务以及履行这些职责相应权力和资源;机构或个人通过可靠、有效、及时的信息供给对其绩效负责;由委托机构或个人来监督代理人的绩效,对不完善的地加以修正;区分较差和较优的行为表现,并运用制裁和奖励来促进负责任的行为(Review and Implementation Committee2001)。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问责是一种职责,负责任意味着具有高度的职责感和义务感行为主体在行使权力之前就明确形成权力所追求的公共目标;在行为实施的过程中,公共责任表现为主动述职或自觉接受监督,受外界评判机构的控制并向其汇报、解释、说明原因、反映情况、承担义务和提供账目;在行为实施之后,公共责任是一种评判并对不当行为承担责任撤销或纠正错误的行为和决策,惩罚造成失误的决策者和错误行为的执行者,并对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所以,问责制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三段式,即角色担当(Responsibility)、说明回应(Answerability)和违法责任(Liability)Responsibility指角色担当或角色承担,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包括国家的角色及其担当和承担都必须清晰、明确,而不能混乱不明或交叉混同。Answerability指说明回应,是指Responsibility必须得到一种日常性、制度化的监管,同时也为负有Responsibility的人提供一个说明解释的机会,以便促进沟通和理解。Liability指违法责任的追究,这是传统法律责任最为看重的部分, Liability实际上是Responsibility的实然化,即在实际的法律责任追究过程中将事先确定的角色担当变成现实的否定性后果(冯辉,2011)。

马骏(2010)认为,建立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解决两个最基本的问题:谁来使用权力?如何使用权力?选举制度是解决前一问题相对较好的制度,而预算制度是解决第二个问题最好的制度。通过历史比较分析,可以总结出三条实现政治问责的道路:19世纪的欧洲道路、从建国到进步时代改革的美国道路以及雏形初现的中国道路。所谓19世纪的欧洲道路,就是选举制度和预算制度同时建立,这是最理想的政治问责制度;从建国到进步时代改革的美国道路就是先建立选举制度,然后再建立预算制度;雏形初现的中国道路就是先建立预算制度,然后再建立选举制度。所以,在马骏看来,政治问责制度的基本构造包括选举制度和预算制度。

本文认为,问责的基本构造要能容纳不同含义的问责。根据本文前面的分析,问责本质有多种理解。问责是一种负责任的品质要求,是委托人期望达到的一种境界或结果,一般来说,需要有一些衡量标准;问责是一种负责任的机制,是一种使责任担当者能负责任地担当责任的机制;问责是对不负责任的追究,对代理人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问责是报告和解脱受托责任,受托方有义务及时、完整地向委托方报告其受托资源管理的情况以解脱受托责任。

对于问责本质的上述观点,事实上是没有矛盾的,只是强调的维度不同而己。问责是一种使责任担当者能负责任地担当责任的机制这种观点,较为全面,可以容纳其他各种观点。首先,既然问责是一种使责任担当者能负责任地担当责任的机制,责任担当者在履行责任的过程上,当然应该具有或者是被迫具有负责任的品质;其次,既然问责是一种使责任担当者能负责任地担当责任的机制,当然应该面对责任履行的后果,当委托人不满意时,应该承担否定性结果;再次,既然问责是一种使责任担当者能负责任地担当责任的机制,当然应该向委托人报告责任履行情况。所以,总体来说,应该将问责作为一种使责任担当者能负责任地担当责任的机制来考虑其基本构造。

根据这个原则,结合本文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几种关于问责基本构造的观点,本文提出问责机制基本构造如下:一是明确代理人的责任目标及资源配置,注意,这是不是决定代理人的责任目标和资源配置,这是委托人治理机制的内容,问责机制只是了解治理机制给代理人确定了什么样的责任目标,配置了什么资源;二是获取代理人责任目标运行及资源使用信息,主要是建立报告系统及相应的信息鉴定机制;三是评价代理人责任目标的实现程度及资源使用情况,并根据评价结果给予奖励或处罚。

问责机制存在于委托代理关系之中,由于委托人代理人之间存在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有可能背离委托人的利益或不忠实委托人意图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发生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于是随之而产生的委托代理成本就困扰着委托代理关系的良好运行。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是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前提,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则是代理人机会主义的主要形式。问责机制主要是通过抑制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前提条件来发挥作用的。首先,问责机制通过责任目标清晰地表达了委托人的期望,为评价代理人的业绩提供了明确的标准,也为代理人的努力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激励不相容;其次,问责机制通过代理人报告其责任目标履行情况及资源使用情况,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第三,问责机制根据代理人的业绩进行奖励或处罚,可以减少代理人的激励不相容程度(郑石桥,陈丹萍,2011)。

七、结论和讨论

问责是许多领域的关键词。然而,问责有不同的含义。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探究问责的本质,并以此为基础,分析问责机制的基本构造。大体来说,对于问责的本质有四种代表性的理解:问责是一种负责任的品质要求,是委托人期望达到的一种境界或结果;问责是一种负责任的机制,是一种使责任担当者能负责任地担当责任的机制;问责是对不负责任的追究,对代理人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问责是报告和解脱受托责任,受托方有义务及时、完整地向委托方报告其受托资源管理的情况以解脱受托责任。

上述四种问责本质的观点中,问责是一种使责任担当者能负责任地担当责任的机制这种观点,可以容纳其他各种观点。将问责作为一种使责任担当者能负责任地担当责任的机制来考虑其基本构造,问责机制基本构造包括:一是明确代理人的责任目标及资源配置;二是获取代理人责任目标运行及资源使用信息,主要是建立报告系统及相应的信息鉴定机制;三是评价代理人责任目标的实现程度及资源使用情况,并根据评价结果给予奖励或处罚。

问责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热点话题,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根据本文对问责文献的梳理及问责机制基本构造的分析,问责应该是一个集成的系统,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完成问责的全部功能,只是问责构造中的一部分。任何一门学科,可能只是研究了问责构造中的一部分内容。例如,会计主要关心责任目标及资源相关信息,审计主要关心信息鉴证,监察主要关心过失或不作为,组织人事部门主要是根据责任业绩进行予奖励或处罚。相关的学术研究也会如何分工。但是,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要以问责机制的整体构造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下,考虑本部门、本学科的问题,如果脱离问责机制的整体构造,在本部门、本学科的狭小范围内考虑或研究问责问题,则很可能建立的制度或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瞎子摸象,对事物一知半解,很容易以偏概全。

 

参考文献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80247

杨时展,审计的产生和发展,财会通讯,198604):48

番场嘉一郎,新版会计学大辞典,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337

利特尔顿A. C.,会计理论结构,林志军,黄世忠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9699

王光远,受托责任会计观和受托责任审计观,财会月刊,20022)。

陈志斌,问责机制与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会计研究,20047):5054

顾杰,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完善,理论月刊,200412)。

谭功荣,问责制:责任政府最基本的实践形式,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47):1719

程启智,问责制、最优预防与健康和安全管制的经济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51):2330

冉明东,蔡传里,许家林,井尻雄士的《会计计量理论》,财会月刊,200511):4445

张贤明,官员问责的政治逻辑、制度建构与路径选择,学习与探索,20052):5661

李树峰,校长问责制的定义探析,教育科学, 2006(3)50

Cheema G.S.,,李百玲译,加强廉洁政府建设:以问责和透明打击腐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5):6065

韩兆柱,责任政府与政府问责制,中国行政管理,20072):1821

卫东,论责任政府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管理世界,20087)。

马骏,实现政治问责的三条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105):103222

薛国凤,课程问责:涵义内容与机制,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8892

李明辉,刘笑霞,受托责任涵义考辨,学海,20102):173178

王健清,论中国问责文化的渊源、畸变及重构,江西社会科学,20113):226228

冯辉,问责制、监管绩效与经济国家公共安全事故问责现状之反思,法学评论,20113):2128

郑石桥,陈丹萍,机会主义、问责机制和审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4):129134

Aucoin P. and R. Heintzman. 2000. The dialectics of accountability for performance in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66: 45-55.

Behn R. D. 2001. Rethinking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Bovens Mark 2007 Analysing and Assessing Accountability: A Conceptual Framework European Law Journal 13 4: 447-468.

Blagescu M. L. de Las Casas & R. Lloyd (2005) Pathways to Accountability: The Global Accountability Framework One World Trust London.

BroadbentJ. Laughin R. Control and legitimation in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process: the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in the UK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2003 Vol.14pp.25-26.

Dubnick M. 2005. ‘Accountability and the Promise of Performance: In Search of the Mechanisms’ Public Performance and Management Review 28 3 376-417.

Dowdle M. 2006. `Public Accountability: Conceptual Historical and Epistemic Mappings’ in M.Dowdle (ed.) Public Accountability : Designs Dilemmas and Exper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6

Day P. & R. Klein 1987 Accountabilities: Five Public Services London: Tavistock.

IngrahamP.W. You Talking to Me ? Accountability and the Modern Public Service .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Jan 2005

Mulgan R. 2003 Holding Power to Account: Accountability in Modern Democracies Basingstoke: Pelgrave.

Mulgan Richard 2000 Accountability:An ever expanding Concept? Public Administration 78: 555.

Martin J. Changing accountability relations: politics consumers and the market Public Management Service OECD 1997.

O’Connell Lenahan 2005 ‘Program Accountability as an Emergent Property: The Role of Stakeholders in a Program’s Field’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5 1: 85-93.

One World TrustThe Global Accountability Frameworkhttp:// www.oneworldtrust.org/ accountableorganisations/gar2011.

One World Trust2006 Global Accountability Reporthttp:// www.oneworldtrust.org/ accountableorganisations/gar

One World Trust2007 Global Accountability Reporthttp:// www.oneworldtrust.org/ accountableorganisations/gar

One World Trust2008 Global Accountability Reporthttp:// www.oneworldtrust.org/ accountableorganisations/gar

ChippendaleP.R.WilkesP.V. Accountability in Education Queensland: Univ.of  Queensaland Pr 1977: 25- 26.

Pollitt C. 2003 The Essential Public Manager London: Open University Press/McGraw-Hill.

Przeworski A. S. C. Stokes and B. Manin ed. 1999. Democracy Accounta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tton J .Accountability and Governmental Financial Reporting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nd Management Vol . 8 No. 3 (1992) pp. 165 - 180.

Robinson P.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2003 Vol.14p.172.

Review and Implementation Committee for the Report of the Manitoba Pediatric Cardiac Surgery Inquest (2001) "Chapter 2: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and the Search for Accountability". Report of the Review and Implementation Committee for the Report of the Manitoba Pediatric Cardiac Surgery Inquest Winnipeg.

Strom K. 2000 ‘Deleg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7:261-289.

Strom Kaare 2003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and Delegation’ in: K. Strom et al.(eds.) Deleg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i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Oxford: OUP: 55-106.

Scapens R. “Accounting Systems and Systems of Accountability Understanding Accounting Practices in their Organizational Contexts”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Vol . 10No. 4 (1985) pp. 443 - 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