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职务舞弊

第十一章 职务舞弊

职务舞弊就是利用在组织内的职务为自己谋取非正当利益。无论是审计学视角的内部控制,还是经济学视角的内部控制,都与职务舞弊相关,所以,本章对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做一简要概述,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职务舞弊基本情况,主要是一些职业组织对职务舞弊情况的调查,内容较为全面,但是,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二是有关职务舞弊原因及相关问题的学术性研究成果。所以,本章分为以下两节:

★职务舞弊专项调查报告;

★职务舞弊原因。

 

第一节 职务舞弊专项调查报告

鉴于职务舞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一些职业组织组织力量研究职务舞弊并经常开展全球性的职业舞弊专项调查,通过调查了解职业舞弊的发生单位类型、行业类型、员工类型、发生原因、舞弊手段及舞弊给组织的带来的损失等。本节介绍几个职业组织对职务舞弊的专项调查,这些职业组织包括PWCACFEKPMG

 

一、PWC的调查

PWC2003)对公司员工舞弊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对象包括50个国家的3600个公司。调查结果如下:(1)舞弊基本情况。37%的公司发生过员工舞弊,但是,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和不同行业的员工舞弊发生率不同,就地区来说,西欧最低,非洲最高,似乎经济发展水平与员工舞弊发生率正相关;就企业规模来说,规模越大,员工舞弊发生率越高,以员工人数1000人为标准,大企业员工舞弊发生率为52%,小企业员工舞弊发生率为37%;就行业来说,所有行业有员工舞弊行为,但是金融和保险行业最高(54%49%),建筑行业最低(33%)。

2)舞弊类型。最普遍和发现最多的员工舞弊是财产贪污,就发生过员工舞弊的公司来说,60%的公司发生过这种舞弊行为。就全部公司来说,各类舞弊的实际发生率(reality)和感觉发生率(perception)有的基本一致,有的则差异较大,其中腐败和贿赂这种舞弊行为的感觉发生率为29%,而实际发生率为6%,二者差别最大,似乎较多的这种舞弊行为没有被发现。同时,就实际发生的这种舞弊行为又分为索贿和行贿,就发生过这种舞弊行为的公司来说,46%的索贿,其中36%索贿四次以上,44%是行贿,其中49%行贿四次以上,另外的10%没有表明是行贿还是索贿。

3)员工舞弊对公司的成本。分为直接财务成本(the financial cost of fraud)和间接成本(the collateral cost of fraud)。就直接财务成本来说,发生过舞弊的1284个公司中,1/3的公司无法量化舞弊的损失,813个公司能量化员工舞弊的损失。就能量化舞弊损失的这些公司来说,不同类型的舞弊对公司造成的损失是不同的,平均来说是2,199,930美元。就间接成本来说,主要是对公司名誉、品牌、股票价格、员工道德及商业关系的影响,由于这些影响难以量化,所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考虑,一是对公司不利影响的程度,二是这种不利影响可能持续的时间是长期还是短期。就影响程度来说,不同的舞弊行为对上述各个方面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例如,腐败和贿赂对员工道德的影响较大,而对品牌的影响则很少。就影响持续的时间来说,多数公司认为这种影响是短期的,一般是在一年以内。

4)员工舞弊的发现和处理。员工舞弊行为的发现有多种方式,主要是方式是审计、偶然发现和举报。发现员工行为后,主要是向董事会、管理层及内部审计部门报告,员工舞弊行为的最终处理主要是董事会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

5)员工舞弊损失的弥补。员工舞弊损失弥补较为困难,只有9%的公司说他们弥补了员工舞弊损失的80%3/4的公司损失弥补程度不超过20%。员工舞弊保险能否发挥作用呢? 50%的公司有员工保险,另外50%的公司没有员工舞弊保险,员工舞弊保险对公司弥补员工舞弊造成的损失确实有一定的作用。

6)员工舞弊的预防。依赖什么措施来预防员工舞弊呢?调查结果显示,主要的措施包括:道德行为规范,风险管理系统中对舞弊行为的考虑,聘用前的调查。同时,调查还发现,已经发生过员工舞弊行为的公司倾向于积极性的措施(风险管理系统),而没有发生过员工舞弊行为的公司则倾向于消极性的措施(道德规范)。由于风险管理系统中对员工舞弊行为的考虑是主要的积极措施,PWC还调查了公司对这种系统预防和发现员工舞弊行为的信心,结果显示,56%的公司表示较有信心,29%的公司表示很有信心,6%的公司表示没有信心,其他公司则不置可否。

7)对员工舞弊行为的未来展望。员工舞弊行为是否会在本公司再发生呢?26%的公司表示有可能,7%的公司表示很有可能,24%的公司表示可能性不大。不同类型的员工舞弊再发生的可能性也不同,调查结果显示,财产贪污、计算机舞弊和腐败及贿赂发生的可能性最大。

 

  二、ACFE的调查

注册舞弊检查师协会ACFE2004)对其成员进行调查,对了解职舞弊情况。要求调查对象根据其最近二年所检查的职业舞弊完成调查问卷,获得508个职业舞弊案例的资料。根据这些舞弊案例资料,将职业舞弊分为财产贪污、腐败和舞弊报告三类,在此基础上,分析职业舞弊的发生领域、方式、成本及检查等内容。

1)职业舞弊发生的组织类型和规模。从职业舞弊的组织类型来说,私营公司占41.8%,比例最高,公众公司占30.3%,比例第二。并且,从单个舞弊的平均金额来说,私营公司为123,000美元,公众公司为100,000美元,也分别是第一和第二。从职业舞弊发生的组织规模来说,企业越小,舞弊比例越高,100人以下的企业,占舞弊总数的45.8%100人至999人的组织占舞弊总数的21.1%

2)职业舞弊发生的行业。从职业舞弊的行业分布来说,制造业、银行业、服务业和政府是比例较高的行业。

3)单件职业舞弊案例金额分布。舞弊金额在10-50万美元和1-5万美元的比例最高分别占分部舞弊案例的29.2%22.8%

4)各类职业舞弊分布。将职业舞弊分为财产贪污、腐败和舞弊报告。涉及财产贪污的舞弊案例最多,占全部舞弊案例的92.7%,涉及腐败的案例占30.1%。从单件舞弊案例的金额来说,舞弊报告最大,为美元100万美元,腐败案例次之,为25万美元。

5)财产贪污。从财产贪污案例来说,现金贪污案例最多,占全部贪污案例的93.4%。从现金贪污案例来说,支出舞弊案例最多,占现金贪污的74.1%。从支出舞弊手段来说,假账单和支票篡改是主要方式,分别占支出舞弊案例的52.1%31.3%

6)职业舞弊的发现方式。从职业舞弊的发现方式来说,举报和内部审计是主要手段,分别占发现案例总数的39.6%23.8%。从举报者来说,员工和顾客是主要成份,分别占59.6%19.7%。对于高管层舞弊,发现的主要方式是举报(51%)和外部审计(27.5%)。

7)舞弊者。舞弊者分布来说,员工舞弊占67.8%,管理人员舞弊占34%,高管层舞弊占12.4%。从舞弊中合谋行为来说,65.1%是单独行为,34.9%有合谋行为。

8)舞弊损失弥补。37.1%的舞弊案例完全没有弥补,16.5%的案例得到25%c 以下的弥补,22.1%的案例得到全部弥补。

 

三、KPMG的调查

(一)1999年的调查

KPMG(1999)对澳大利亚的1800个公司进行员工舞弊行为调查,获得367个公司的有效问卷。根据这些问卷进行分析后的结果如下:(1)员工舞弊问题的严重性。71%的公司认为员工舞弊在增长,2%的公司认为员工舞弊在降低,24%的公司认为基本不变。(2)员工舞弊相关责任。就员工舞弊行为的防止责任,80%的公司认为是高管层的责任;就员工舞弊发现责任来说,59%的公司认为是直线经理的责任,51%的公司认为是内部审计的责任;就员工舞弊的调查来说,44%的公司认为是高管层的责任,43%的公司认为是内部审计的责任。(3)员工舞弊的报告。关于员工舞弊行为的报告(发现后向谁报告)60%的公司表示已经建立了正式的制度,具体的报告部门有区别,但主要是向高管层和内部审计部门报告。(4)是否发生过员工舞弊。57%的公司表示,至少发生过一起员工舞弊行为。(5)舞弊成本。样本公司共发生舞弊损失2.39亿美元损失,大部分公司的损失是10,00050,000美元。(6)不同行业的舞弊情况。不同行业员工舞弊发生概率不同,保险、通讯、商业和教育部门是员工舞弊率较高的行业。(7)舞弊方式。21%的公司报告管理者人员舞弊,57%的公司报告报告非管理人员舞弊,22%的公司报告外部人员舞弊,考虑管理人员和非管理人员各自的占全部员工的比例,可见管理人员舞弊比例较高。变舞弊方式来说,管理人员的主要方式包括,费用报销、不相容利益、个人用途的购买和贪污,非管理舞弊主要包括是偷窃和贪污,外部人员舞弊的主要方式是偷窃、假设支票、假信用卡和假材料。(8)员工舞弊的发现手段有多种,但是最主要的方式是内部控制和员工举报。(9)舞弊得逞的原因。调查显示,员工舞弊得逞的主要原因包括:内部控制践踏、员工或与第三者合谋、较差的内部控制、缺乏明确的责任、实物安全管理较差。(10)预防员工舞弊的措施。调查显示,预防员工舞弊的主要手段包括:内部控制审核和完善、道德行为准则的建立、安全措施和聘用前的调查。(11)计算机相关舞弊。12%的公司表示发生过计算机相关舞弊,舞弊的主要方式是窃用计算机设备、计算机内数据修改和商业信息的非授权使用。计算机相关内部控制状况较差是计算机相关舞弊得逞的主要原因,其中计算机实物安全、口令和信息安全意识较差是重要的内部控制弱项。

(二)2004年的调查

20046月,KPMG2004)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2164个组织发现调查问卷,调查20024月至20043月期间的员工舞弊情况,获得有效问卷491份。根据这些问卷数据,分析结果如下:(1)员工舞弊基本情况。45%的组织表示发生过(注意,发生与发现是不同的)员工舞弊,组织规模越大,员工舞弊发生率越高,员工在10,000以上的组织,100%发生过员工舞弊。22%的组织表示发现 一件员工舞弊,62%的组织表示发现过2-10件员工舞弊事件。39%的组织表示,员工舞弊是组织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2)舞弊者。舞弊者分为管理人员、非管理人员和外部人员,不同行业中这三种的舞弊比例不同,零售行业中,非管理人员占76%,管理人员占23%;金融行业中,外部人员占50%,非管理人员占47%,管理人员占3%;其他行业中,非管理人员占33%,管理人员占12%,外部人员占55%。不同行业中,不同人员的舞弊给组织的损失也不同,在零售行业中,外部人员舞弊的单件损失最高,在金融行业中,非管理人员舞弊的单件舞弊损失最高,在其他行业中外部人员舞弊造成的单件损失最高。就内部人员舞弊给组织造成的损失来说,三类行业中,非管理人员造成的损失都超过70%以上。(3)管理人员舞弊。就管理人员舞弊来说,不同的舞弊方式给组织造成的损失也不同。在零售行业中,财产偷窃占全部损失的82%,在金融行业中,贪污和假支票是造成损失最大的两类舞弊,分别占全部损失的37%27%,在其他行业中,假发票和贪污是造成损失最大的两类舞弊,分别占全部损失的25%16%。(4)非管理人员舞弊。就非管理人员舞弊来说,零售行业中,造成损失最严重的舞弊方式是财产偷窃,占全部损失的99%,在金融行业中,贪污是最严重的舞弊方式,占全部损失的72%。,在其他行业中贪污和假发票是主要方式,分别占全部损失的31%28%。(5)外部人员舞弊。就外部人员舞弊对组织造成的损失来说,在零售行业中,最主要的方式是假材料,占全部损失的94%,在金融行业中,最重要的方式假材料和假信用卡,分别占全部损失的43%18%,在其他行业中,假发票是主要方式,占全部损失的81%。(6)舞弊方式及损失。样本组织共报告206件舞弊案例,其中数量最多的舞弊案例是贪污、偷窃和假发票,单件舞弊损失最严重的是回扣和假材料,总额损失最严重的是假材料和贪污。(7)各组织最大舞弊案例的舞弊者。就各组织的最大舞弊案例的舞弊者来说,从数量方面考虑,则非管理人员占58%,外部人员占22%,管理人员占16%,高管人员和董事占4%,从价值方面来考虑也基本一致。就各组织最大舞弊案例的舞弊金额来说,外部人员舞弊的舞弊金额最大,其次是管理人员和高管层,董事最低。(8)就舞弊原因来说,主要原因包括贪婪、赌博和生活方式,分别占舞弊原因的38%21%18%。就不同舞弊原因造成的损失来说,赌博造成的单件损失近50万美元,贪婪造成的单件损失近40万美元,报复和生活方式造成的损失近30万美元。(9)舞弊中是否有合谋。调查显示,75%的舞弊是单独所为,15%与内部人士合谋,8%与外部人士合谋。(10)舞弊的发现方式和所需时间。就各组织的最大舞弊案例的发生方式来说,最主要的方式是内部控制和员工举报,分别占19%。就各组织最大舞弊案例发现所需要的时间来说,董事舞弊被发现所需要的时间最长,为45个月,外部人员舞弊发现所需时间最短,为9个月。(11)舞弊信号。对于舞弊危险信号的反映。33%的组织表示他们没有注意舞弊危险信号。不同的舞弊危险信号所造成的损失及发现这种舞弊所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支票行为的舞弊信号造成的单件损失最大,为700万美元,生活方式及个人财务困难等信号造成的舞弊所需要的发现时间最长,为120个月。(12)舞弊损失的弥补。44%的舞弊案例没有弥补损失,32%的舞弊案例得到部分弥补。就金额来说,79%的舞弊损失无法弥补。就弥补来源来说,33%来自于保险,21%来自于第三方,34%来自于舞弊者。(13)舞弊得逞的原因。内部控制较差、内部控制践踏和合谋是舞弊得逞的主要原因,分别占24%19%13%。(14)如何处理舞弊案例。63%的组织报告警察,60%的组织进行内部调查,43%的组织当即解雇舞弊者。不报告警察的主要有二个,一是没有的证据,二是担心不利的宣传。(15)如何应对舞弊。调查显示,审核和完善内部控制、建立公司道德规范、聘用前审核、改善安全措施、舞弊风险评估、建立舞弊战略和重点关注管理层舞弊是重要的应对措施。

 

第二节 职务舞弊的原因

AlbrechtSchmoldt1988)通过搜索美国联邦及各州法院的审理案例,发现126件员工舞弊案例,其中联邦法院审理的48件,州法院审理的78件。他们对这个案例进行分类,发现75%以上都是财产非法占有案例,这些案例通过简单的职责分离就能预防或发现。他们认为,内部控制并不复杂,但是需要有这种意识。

HollongerClark1983)以年龄和性别为控制变量,研究员工感受的处罚确定性(certainty of sanction)和处罚严重性(severity of sanction)对员工偷窃行为(employee theft)的影响。这里的处罚确定性是指偷窃行为是否会招致处罚,处罚严重性是指处罚的程度。HollongerClark的预期是,处罚确定性越高,处罚越是严重,员工偷窃的可能性越低。同时,HollongerClark还考虑员工年龄、性别及这些因素的组合对员工偷窃的影响。

HollongerClark的变量设计如下:(1)员工偷窃:针对不同的组织类型,提出一些员工偷窃行为的具体项目,要求员工在匿名的问卷中确定自己在过去的一年中从事过这些行为的程度,按四种程度确定自己的偷窃行为,一是几乎每天,二是每周一次,三是一年412次,四是一年13次。在此基础上,按行业教育处偷窃平均数,然后区分为平均数以下和平均数以上两类,按哑变量处理。(2)感受的处罚确定性。提出论断“如果我从雇主这里拿什么东西的话,我相信我将会被发现”,给出四个选择:很真实、真实、不很真实和完全不真实,根据回答者的选择,将感受的处罚确定性确定为高和低两种情况。选择很真实和真实的,确定为处罚确定性高,选择不很真实和完全不真实的,确定为处罚确定性低,按哑变量处理。(3)感受的处罚严重性。针对每种偷窃行为(表1),要求回答选择管理当局的反应:无反应,申斥或处罚,解雇,通知警察。这四种反应表示不同的严重程度,按名义变量处理,在此基础上,分别行业计算处罚严重性平均数,然后将处罚严重性分为两类,一是高于平均数,二是低于平均数,按哑变量处理。(4)年龄和性别。年龄分为两组,一是25岁及其以上,二是25岁以下,按哑变量处理。性别按哑变量处理。

根据上述设计,HollongerClark47个组织(其中零售商店16个,医院21个,电子制造企业10个)的员工发出调查问卷将近17,000份,收回有效问卷9,175份。根据这些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是,感受的处罚确定性和处罚严重性都与员工偷窃行为负相关,男性偷窃显著高于女性,感受的处罚确定性和处罚严重性对年轻人(25及其以下)的作用小于年长的人(25以上)。

CoeEllis1991)分析美国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政府、地方机构及非盈利机构1986-1988年的127个舞弊案例,得出如下结论:舞弊发生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舞弊者道德素质较差(poor personal ethics),二是舞弊者面临财务压力(adverse situational pressures),三是舞弊者有舞弊机会(opportunity,主要是这些单位的内部控制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八个方面:收据没有事先编号;会计职责没有适当分离;没有恰当的审核程序;资产保护措施不当;存货控制不当;对支付的讲课费用没有恰当的监视;没有进行过审计;采购控制较差。

组织内部的社会环境(social context)为员工提供行为规范及奖惩的预期,所以,管理层可以通过营造一定的组织社会环境来引导员工的行为。TrevinoVictor1992)研究组织内部的社会环境对员工举报同僚非道德行为(Peer reporting of unethical behavior)的影响。他们选择的社会环境因素包括二个方面,一是组织内部小组成员的非道德行为对小组内其他成员利益的威胁,二是举报同僚非道德行为是否明确规定是小组成员的责任。

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TrevinoVictor就上述两方面的因素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a:当一个成员的非道德行为威胁小组内其他成员的利益时,小组成员更可能将举报作为可以接受的行为。假设1b:当一个成员的非道德行为威胁小组内其他成员的利益时,小组成员更可能对举报者有正面态度。假设1c:当一个成员的非道德行为威胁小组内其他成员的利益时,小组成员更不可能对举报行为有负面表示。假设1d:当一个成员的非道德行为威胁小组内其他成员的利益时,小组成员更可能举报。假设2a:当举报被明确规定为成员的一项责任中,小组成员更有可能认为举报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假设2b:当举报被明确规定为成员的一项责任中,小组成员更有可能正面评价举报者。假设2c:当举报被明确规定为成员的一项责任中,小组成员较少可能对举报行为有负面表示。假设2d:当举报被明确规定为成员的一项责任中,小组成员更有可能举报。

TrevinoVictor用两个实验来检验上述假设。两个实验中,组织内部小组成员的非道德行为对小组内其他成员利益的威胁区分为“有”和“无”两种情况,举报同僚非道德行为是否明确规定是小组成员的责任也区分为“是”和“否”两种情况,所以,每个实验共有四种情形。实验A是学术欺骗,实验人员是478个商学院的本科生,实验B是快餐店偷窃行为,实验人员是115个具有快餐店工作经验的商学院本科生。两个实验中均要求实验人员按分级量度的方法确定对举报行为、举报者及自己举报可能性进行评估。同时,TrevinoVictor还对一个快餐店的128位员工进行了现场问卷调查。

根据上述数据,TrevinoVictor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是:三组数据都表明,当举报责任是明确规定时,小组成员更有可能举报;二组数据(学术欺骗和现场问卷调查)表明,当小组其他成员利益受到威胁时,小组成员更有可能举报;三组数据都表明,举报责任明确规定对小组成员行为影响力大于小组其他成员利益受到威胁。

Caplan1999建立一个经理人员错弊与内部控制的关系模型,通过这个模型,他得出如下结论:(1)如果经理人员能践踏内部控制,即使内部控制很强时,经理人员也能舞弊,所以,当审计人员发现内部控制较弱时,没有明确的理由来重新审视经理人员的真实性。(2)由于经理人员可能选择较弱的内部控制掩盖舞弊行为,所以,即使经理人员能践踏内部控制,审计人员将内部控制的强弱作为一个舞弊风险是否存在的标志是理性的。(3)当内部控制较弱时,由于常规审计程度不能区分舞弊与错误,审计人员对舞弊的调查力度一般是不够的。所以,当经理人员舞弊的动机较强时,当内部控制较弱时,审计失败的可能性增加。

Gong (2002)分析中国近些年出现的集体腐败问题collective corruption)。他对集体腐败的界定是,当一伙人为了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以公共利益为代价的合作腐败行为。Gong认为,集体腐败既不同于组织腐败,也不同于个人腐败。组织腐败是为了追求组织的非法利益,而集体腐败的直接目的是追求个人利益。与个人腐败相比,集体腐败是多个人的合作行为,则个人腐败是单个人的行为。集体腐败的特点有三个,第一,集体腐败有多人参与;第二,集体腐败的金额一般较大;第三,集体腐败是一种合作行为。集体腐败为什么会产生呢?Gong认为,从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理论的角度来说,集体行为要产生,有二个条件,一是共同利益,二是相互合作。而中国经济改革到今天所产生的混合经济条件下,政府放松了对一些资产控制,但是又没有为这些资产的可能滥用建立责任,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中央放权了,但是地方的责任又没有建立起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集体舞弊行为的条件就具备了。

PetersonGibson (2003)介绍了一个大学的校园学生健康服务中心(campus student health servicesSHS)的现金主管(cashier supervisor)职务舞弊案例。这个现金主管的名字是Bess,她1984年开始在这个中心工作,后来提升到现金主管岗位,她利用这个职务之便,到1996年被发现时,共贪污健康服务中心对学生健康服务收费收入$757,000。这个案例还不是由学校内部发现,根据美国Bank Secrecy Act法案的Currency Transaction Report (CTR)要求,银行必须将每个账户单笔现金交易超过$10,000的交易及相应的账户资料报告美国财政部,以防止偷漏税款,FBI的人员发现了Bess的私人账户中大量现金存入,于1996开始调整这个案例。

PetersonGibson舞弊三角形理论Cressey,1953; Wells,1997分析了这个案例。从舞弊压力来说,Bess的丈夫背部受伤,长期不能工作,每年的补助收入不超过$14,000小孩车祸,并且两个孩子需要供养,Bess的年收入不超过$20,000,所以,经济压力较大。从舞弊机会来说,学生健康服务中心的内部控制较差,服务收入的收款流程大致如下:收款单据一式三份,一份留存医生,一份留存收款员,一份交学生作为交款收据,收款员每天将收款收据及现金交Bess,同时Bess每天收集医生的留存收据,并与收款员将来的收据相核对。这个流程从表面年来是相互牵制了,但是,存在以下严重漏洞:第一,收款员不记账,所以,如果现金主管将收到的现金据为己有,收款员无法牵制现金主管;第二,收款收据没有事先连续编号,所以,如果将已经收到款项的收据销毁,也无从查对;第三,现金主管兼管不相容职务,既负责相现金将在银行,也负责登记现金账户。所以,这个流程只是控制了收款员,但是没有控制现金主管。Bess正是利用这些漏洞,将收到的服务收入据为己有。从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来说,Bess认为,她将服务收入据为己有并没有损害他人,况且,这个学校是由国家公共资金开支的。

同时,PetersonGibson还介绍了Bess在整个舞弊过程中的各种可疑迹像(red flag),第一,13年来,除了学校放假,她从来不休假,即使生病,也要亲自将现金将在银行,从来不将工作由他人代理;第二,她自己及丈夫收入均高,还要供养孩子,但是,生活优裕,还经常请同事吃饭,为同事购买生日礼物;第三,服务中心业务较多,但是盈利水平却很低。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内部审计机构及政府审计机构(因为是公共资金开支,所以,政府审计机构每年都对这个学校进行审计)没有发现Bess的舞弊案例?1986年,内部审计部门对这个服务中心进行审计时,发现了其内部控制方面的问题,要求对收据进行事先编号,但是,后来学校压缩预算,内部审计人员由3人减为1人,也就没有力量跟踪这个问题了。至于政府审计部门,由于Bess的贪污行为是13年内进行的,所以,每年的金额都较少,无法引起审计人员的关注。

关于白领犯罪(white-collar crime)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集中在组织特点上,研究犯罪者所在组织的特点,二是集中在犯罪者上,研究犯罪者本人的特点。Holtfreter (2005)认为,应该将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研究,同时研究个人特点及组织特点与白领犯罪的关系。 由于白领犯罪的类型很多,Holtfreter研究其中的三种类型与个人特点及组织特点的关系,这三种类型是:财产贪污、腐败和舞弊报告。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Holtfreter确定的个人特点及相应的变量设计如下:(1)个人特点:年龄,按年数表示;性别,按哑变量处理;教育程度,按3级量度;地位,分为经理人员和员工,按哑变量处理。(2)组织特点:组织类型,按是否是公众公司、私营公司、政府机构、非盈利组织,都按哑变量处理;组织规模,根据组织人数区分为四种规模,按名义变量处理;收入,用毛利表示;内部控制,确定以下控制措施是否存在:背景审核,匿名舞弊报告,外部审计,三种情况都按哑变量处理。至于三类白领犯罪,Holtfreter按名义变量Nominal variable处理,财产贪污用1表示,腐败用2表示,舞弊报告用3表示。Holtfreter的数据收集方法是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注册舞弊检查师协会的成员,要求调查对象就其最近完成的一个三类调查案例(财产贪污、腐败和舞弊报告),根据问卷项目回答关于舞弊者及其组织特点相关项目。调查分两个阶段进行,一是1997-1998,发现问卷1000份,获得有效问卷479份,二是2001-2002,发现调查问卷971份,获得有效问卷663份。根据这些问卷数据,Holtfreter进行统计分析的结论:舞弊报告者通常是地位较高,财产贪污和腐败一般是中层人员,发生腐败的组织一般是大型公司,其他两类舞弊发生在与此不同的组织中。

一般认为,由于白领犯罪没有直接损害某个特定的人,所以,社会公众对白领犯罪可能是容忍的,而这种容忍又是白领犯罪的社会环境。Cullen(1983)研究美国公众对白领犯罪的态度,具体来说包括二个问题,一是对惩罚白领犯罪的态度,二是对白领犯罪所造成的社会成本的态度。Cullen等收集数据的方法是问卷调查。关于社会公众对惩罚白领犯罪的态度,Cullen等提出四个命题(表1),关于白领犯罪所造成的社会成本,Cullen等提出五个命题(表2),对于这些命题,要求回答者按7级量度回答,3表示同意,数值越小,同意程度越高。

Cullen等的问卷调查分三次进行,一是1979年,在IllinoisSpringfield地区进行,只调查了社会公众对惩罚白领犯罪的态度,发出问卷200份,收回74份有效问卷。二是1981年,在IllinoisGalesbutg地区进行,只调查了社会公众对惩罚白领犯罪的态度,发出问卷240份,收回91份有效问卷。三是1982年,在IllinoisGalesbutg地区进行,调查了社会公众对惩罚白领犯罪的态度及对白领犯罪所造成的社会成本的态度。,发出问卷200份,收回156份有效问卷。

根据这三次调查问卷的数据,Cullen等将社会公众对惩罚白领犯罪的态度统计如表11-1所示,对对白领犯罪所造成的社会成本的态度如表11-2所示。从这两个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社会公众认为对白领犯罪应该惩罚,并且认为白领犯罪的社会成本较高,并不是不损害社会及他人。

 

11-1 社会公众对惩罚白领犯罪的态度

命题

回答“是”的比例

1981

调查

1982

调查

1979年调查

1.白领犯罪很容易脱身已经很长时期了,犯罪者应该与其他犯罪一样被关入监狱。

88.6

89.1

87.7

2.由于白领犯罪不伤害他人,所以,不应该与其他犯罪一样惩罚。

8.2

14.2

21.9

3.应该与惩罚小偷一样惩罚白领犯罪。

84.1

84.4

84.9

4.严厉的司法惩罚可以阻止许多白领犯罪。

73.6

-

-

“是”表示同意程度在3及其以上

 

 

11-2 社公众对白领犯罪社会成本的态度(1981年的调查)

命题

回答“是”

的比例

1.白领犯罪流失的钱要大于街上的类似犯罪,如抢劫、夜盗和偷窃。

75.6

2.与普通的犯罪相比,犯罪对社会道德的损害还有大。

55.2

3.白领犯罪能伤害社会,但是,街上的犯罪(如抢劫)伤害更大,因为这些犯罪使人夜晚不敢在街行走。

84.1

4. 白领犯罪损害不少的钱,但是街上的犯罪损害更多,可能伤害甚至杀害人。

89.5

5. 街上的犯罪的人比白领犯罪的人更危险。

64.0

“是”表示同意程度在3及其以上

 

Sutherland (1949)提出白领犯罪(white collar crime)这个概念以来,近20年的时间里,主要是犯罪学家在研究这个领域的问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也开始研究这些问题。所以,目前形成了犯罪学、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三股力量在研究白领犯罪,但是,这三股力量之间的使用的术语不同,理论上也没有沟通。Szwajkowski1985)建议,将这三个领域的研究整合起来,形成一个综合的白领犯罪理论体系。

Ernst & Young(2002)调查发现,内部控制是最有效的预防舞弊的手段,也是最有效的发现舞弊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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